孙惠柱
大学何以为大学？以前曾有过大楼还是大师的说法，现在这已经没有争议了，各地的大学都在盖大楼，也都在抢院士。大楼和大师，大学都需要，因为大学所担负的大任，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关键性的服务――为社会的健全发展提供经过周密实验或论证的创意，大学是科教兴市兴国的主要基地。
在有着几百年大学史的欧美，最早的大学多源于读经注经的学习班，但现代化的进程使大学发现了远为重要的使命。工业革命需要大量掌握科学技术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宪政改制需要大批雄辩的政治家和律师，这都要靠大学来成批地培养；而培养这些人才需有成体系的学问，建设这些学科也是大学的当务之急。当然，大学并不是学科建设的唯一场所，历史上也有不少伟大的科研成果是由自由职业的学者做出来的。近代以来，各国政府还办起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养起一大批专门从事研究的专家。
美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人相信小政府、大社会。那里有世界上最多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却极少有国家养的专职研究人员，科学院等机构基本上只有空名，类似于中国的学会。诺奖得主大多是大学教授，就连得文学奖的作家也都在英文系任教。教授一边教学，一边研究，或者带着学生一起做研究，研究所需的资金来自政府或企业或基金会拨给具体项目的基金。人文社科方面的项目除了纯学术性的著作，或者为政府或公司做智囊，或者为社会政策和社区发展出谋划策，或者直接为社会提供文化艺术的服务――后者在全国的文化生活中占了极大的比重。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纯理论和应用性的两种，应用性成果到了可以投入生产的时候，或者转让给公司，或者由研究者转换为创业者，自己开公司生产。创业者既有教授，更多的是研究生，也有本科生，所以主要的大学周围往往形成高科技的公司网。例如加州的硅谷就主要是以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人才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波士顿是以拥有哈佛和MIT等许多名校著称的大学城，周围的电子生化公司不计其数。连有些单独的大学如密西根大学的所在地安阿柏，也因为众多毕业生就近创业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城市，恰似老母鸡和它周围刚孵出来的一群小鸡。借用时下流行的“孵化器”的概念，可以说，美国科研创新最大的孵化器就是大学。
“孵化器”的英文incubator原指抚育早产婴儿的保暖箱，这也是个很形象的比喻。在一切以利润为标尺的市场面前，大学里研究的许多创意确实还很像早产的婴儿，如果过早投入市场的直接竞争，可能很快就会夭折，因此需要为它们创造一个能相对安全地慢慢发育长大的环境，大学就是这样的环境。在一般社会里，多数人从事的都是日常的生产和管理活动，无暇也无力去进行系统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实验。在前现代社会中，少数执著的学者单独从事科研，历尽千辛万苦，还难免走很多弯路，进展缓慢。现代社会科研发展极其迅速，因为有了两个支持科研的主要系统：专职研究机构和大学，让学者有条件来专心从事前瞻性的思考，并将之付诸实验，最后再付诸实践。
相比较而言，大学不但比专职的研究机构更为经济，而且运作起来也有优势。大学的覆盖面远远超过研究院所，而且大多聚集了多种学科的人才，比分门别类设置的研究机构更易于碰撞出新的交叉学科；大量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又可以成为科研的生力军，教授和学生的互动往往还能催生创意的灵感。近年来国内不少科研人员跳槽到大学当了教授，显然是看到了在大学搞科研的优越性。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也难免产生矛盾。1990年代我在美国大学任教时，社会上常有对大学的批评，怪学费飞涨，教授却不每天教课，尽写些谁也看不懂的书。我那时为一家州报写专栏，在一篇时论中说，大学的任务不仅是教书，还要为社会提供重要的创意服务。欧洲大学学费低，但公民缴的税高得多，所以政府能养很多专职研究机构，分担了大学的任务。这样一比，美国的大学还是物有所值。但大学也确有自己的问题，有的学者只顾个人的兴趣，忽视对实际问题的关注，忘记了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老百姓对大学收费也开始有怨言，而大学的经费还是远远满足不了科研的需要，经费的分配管理也不尽合理。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大学的定位要有准确的认识。大学不是学店，也不是只管收费上课的培训班，它还有更为重大的使命，需要更大的投入――包括国家拨款和企业委托的科研和咨询项目。另一方面，大学也不是象牙塔，教师不能只为了项目的所谓理论性而闭门造车，更不应凑数字炒冷饭为研究而研究，而要更多地关注社会的需要，利用大学的科研环境，孵化出更多能够造福社会的创意来。
简而言之，大学既是人所共知的培养人才的基地，也是为社会孵化创意的重要基地，这两大任务缺一不可。
（原载于《文汇报》，8月18日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