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行者无疆

    商丘报业网讯：

11月9日，在商丘市政府聘请文化、经济顾问仪式上，市长王保存向余秋雨（左）呈送文化顾问聘书。

　　核心提示

　　我很高兴来到商丘，我来到这里距此时此刻还不到24个小时，但是已经充分地感受到了商丘的城市气氛，这个城市的人们那么热爱这座城市，他们充满了乐观和自信。进入商丘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竖立起来的雕塑，就是根据甲骨文变形设计出来的“商”字，我看了这个字有一点震撼。记得我小时候老师讲到这个“商”字时说，你看它头上戴一顶帽子，嘴上有两撮小胡子，多奸诈，这就叫商人。现在看起来这个老师的观念其实是沉淀了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思维，就是由于重农轻商所造成的一种思维的误区，这个误区存在的时间很长。长到什么时候？我讲讲中国古代后期的几个例子。江苏有一个地方叫周庄，周庄有一个富商叫沈万三，朱元璋攻占南京以后要修城墙，沈万三说，修城墙1／3的钱他出，而且他还要拿出钱来犒赏三军。朱元璋不愿意看到他那个得意的样子，因为三军应该是朝廷犒赏的，后来就把他流放了，这非常能够说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形态。那么，沈万三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的钱来自于哪里不知道，这说明在当时他的商人身份和行为都处于一种隐蔽状态，并且非常危险。明代过去就到了清代，清代晋商创造了非常了不起的事业，甚至于构建了初步的金融系统，但遗憾的是创造了中国巨大财富的晋商却没有得到过任何文化人的关注。所有的文化人都在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说的兴亡是朝廷的兴亡，他们居然没想到财富的递增是和国家兴亡有关的，这就是当时经商的一个悲剧。我看到周作人先生写的一篇回忆录，他说在他小的时候，县官是不和商人同桌吃饭的，这一思维是非常荒唐的，但也说明了“商”字很长时间被中国文化所冷落、所误会。现在由于时代的前进，我们重新认识了中华文明，我们的思维一下子跳到了非常遥远的古代，跳到了中华文明的重建期，发现了“商”这个非常重要的字。原来，这个字一直出现在我们的典籍当中，更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一直被我们淡漠，这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把它重新挖掘出来，重新斧正，重新擦亮。 （摘自余秋雨在2006国际华商文化节中华商德论坛《华商有道》的演讲）

　　10月9日，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抵商，他刚到商丘就被聘为市政府的文化顾问。次日，他到商丘古城参观，并在2006国际华商文化节中华商德论坛《华商有道》作精彩演讲。他在商期间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在商丘市政府聘请您为文化顾问的仪式上说，商丘是本大书，您要认真读一读。经过短暂的了解，您在商丘看到了什么？

　　余秋雨：商丘其实用不着我多讲，因为它在中华文明的早期创建过程中是一个高峰，在早期就是一个文明高坡，是我崇敬的一个偶像。在我有幸被聘为商丘市文化顾问时，我说过这样的话，商丘是一本艰深的大书，这本书需要认真地读，我其实是刚刚翻开，做文化顾问给了我一个最大的机会，我会把这本书一页一页地读下去。但是我相信，无论怎么读，可能它的涵义还是读不完，因为商丘是由几千年的历史堆积成的，这本书的分量很重。商丘要保存自己的这种文化尊严，在发展自己的现代经济的同时应把早期的文化尊严保持住。商丘后期也有许多了不起的文化，但有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要把真正高峰期的属于中华民族共同起点的部分供奉起来。商丘要供奉的是最高的带有民族坐标性的东西，这是我作为文化顾问对大家的一种请求。

    记者：您是文化史学家、艺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但多年来您走出书斋，走向传媒，由传统文化传播领域向大众传媒领域转型，为什么？

　　余秋雨：很久以前，我写了一些著作，也得了很多奖。但是我仔细一想，这些著作，无论是论印度的古代戏剧，还是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艺术思维，（它们的）写作目的是什么？无非是为了让今天的艺术实践家得到启发，让他们创造出为社会所热爱的艺术来。于是我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那就是文化传播。

　　比如我教给研究生知识，研究生可能会在写作时用得上，没有纯粹的完全不把大众放在眼里的所谓“文化”。钱钟书先生很有学问，这我们都知道，他从事学术研究，也写了小说《围城》。把这本书改成电视剧的时候，钱钟书先生写了很多信，他兴致勃勃地指导着《围城》变成电视剧以后的图景。也就是说，这位大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电视剧并不是排斥的，他作了大量的文化研究之后，最后还是不反对将成果变成形象作品，有的形象作品还希望通过更大众化的手段来表现，比如通过电视推广出来。

　　记者：您给文化和大众文化下的定义是什么？

　　余秋雨：我给文化下的定义从最大的范围来说，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从个人来说，是一种人格结构的依据。大众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有的部分需要少数人研究和思考，但是研究和思考的结果或多或少要面对社会，需要传播，所以大众文化是文化的主要实现方式，不要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学者的用武之地，就在于文化普及过程当中，明确地告诉大众，怎么理解第一流的文化怎么理解第二流的文化？怎么分辨第三流的文化？

　　记者：我们现在弘扬国学，但怎么使这样的雅文化走向大众？

　　余秋雨：国学是个大笼统的概念，我更喜欢划分出儒家、道家、法家、兵家这些分门别类的具体学问，梳理它们在中国历史中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影响力。我们现在弘扬国学，是要从中吸取精华，形成足以与世界对话的文化力量。

　　在传播方式上，有人企盼着让年轻一代去背诵儒家的经典，我觉得这个麻烦很大。因为这20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文化上却失落很多，不仅是德行上的失落、见识上的失落，更是人文素养上的失落。

　　试想，如果一个人心中有大量的世界名著，有优秀的小说、音乐、画作沉淀在心中，那么他就一定会关注人类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生命，会懂得与人怎么沟通，而且沟通的方式是美的。这个恰恰就是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实现的，但又是现在许多人所缺失的。在此背景下，文化普及的范围需要扩大。

　　记者：您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关注什么？

　　余秋雨：欧洲许多大学几百年来培养了大量既有独立判断能力、又有广泛公众信誉的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蔡元培先生提倡过（类似观点），但很快被政治运动席卷。康德说，法国启蒙主义者最大的优势是把高层理性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不考虑这些问题，高层理性永远就是高层理性，

　　和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系。什么叫日常生活，我在《行者无疆》里讲到，比如交通规则、金融制度、公民规范、公共空间、流行文化，都在知识分子研究、设计、更正的范畴之内。但中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闭门造车，或在小范围内互为观众、互相消耗。

　　在我们的大学纷纷庆祝（校庆）的时候，欧洲的好多大学安静地度过了它的几百周年（校庆）。我在德国著名的洪堡大学逗留期间看到，这个学校没有校门，没有围墙，在校内一个很小的聚会场所的墙上挂着一些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是学校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一共29位。正是在这种不事张扬的安静中，大学始终表现出一种高于社会权力结构的气度。美国总统小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当总统一年后想要争取一个名誉教授的头衔，但由于他在读书期间成绩一般，居然没有被通过。后来他去作了一次演讲，说“成绩不太好的耶鲁毕业生可以当总统，成绩很好的哈佛毕业生切尼只能当我的副手”，耶鲁大学非常高兴对哈佛大学的胜利，才通过了。大学本是现代社会精神文化的重心所在，大学不崇拜外在的多种重心。没有这种安静的重心，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就会在热闹的权力文化和经济浪潮中失重。记者：请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义精神。

　　余秋雨：北欧一些国家的祖先都是打家劫舍的海盗，然而现在那里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海盗的痕迹，人们都非常文明安静，信奉宗教。这个转变是怎么产生的？我从冰岛火山断裂处的一块“法律石”得到一些启悟。当年的海盗也有利益纠纷，需要评判。一年一度，海盗头子都要到“法律石”面前让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裁决他们的是非。裁决就要讲理性和公平，多年以后，他们开始怀疑自己过去尊奉的为家庭复仇的最高道义。“法律石”年年在那里审判，昔日的英雄豪杰感到了自己的毛病，于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再这样。占领中欧、西欧的一些地方以后，他们的孩子听到了教堂的钟声，看到了法院的大门。几百年过去，他们终于产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义精神，最后总是在武侠复仇、好汉结拜中得到弘扬，其实这种精神也需要受到“法律石”的一一评判，但这样的评判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因此，法制意识一直淡薄。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喜欢通过司法起诉，而更喜欢逐级上访，就是一例。这是古代“拦轿告状”的现代版，与法制背道而驰，而有时我们还在纵容这种行为。其实，矮化法制就是矮化现代文明。

　　相关简介

　　余秋雨，1946年出生，浙江余姚人，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10年后获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戏剧审美心理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因《行者无疆》获得2002年度台湾白金作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