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取材自春秋战国时期刺客豫让谋刺赵襄子的故事。司马迁在《史记》中写有《刺客列传》一文，记载了六位刺客，豫让为其中之一。其情节为：豫让为报恩主智伯被杀之仇，化装为刑奴掩藏在宫中试图刺杀赵襄子被发现，赵襄子念其忠心义气，放他活路，但誓为智伯报仇的豫让仍不肯放弃，漆身涂炭毁掉自己的容貌和嗓音，以致妻子也无法认出。豫让再次行刺仍被俘虏，赵襄子决意杀他，临死前豫让恳请赵襄子脱掉上衣，他举剑刺破衣服象征刺杀赵襄子。话剧《豫让》的情节基本上搬用了《刺客列传》中的记载，由于这个故事本身结构就比较完整，情节富有戏剧性，尤其是最后豫让举剑刺破赵襄子衣服的行动又比较特殊，再加上豫让本人传奇而悲壮的人生经历，搬演到戏剧舞台上会有比较好的戏剧效果。但是，该剧的创作者并没有满足于照搬原有故事，而是注重挖掘故事中潜在的戏剧性——人物的性格与心理状态，在故事精彩的前提下，展现了豫让的心理发展轨迹，这是该剧最可贵的地方。戏剧改编的艺术价值在于丰富原故事的艺术表现力，仅仅是再现一个大家熟知的故事几乎是无用之功，能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发现新的艺术闪光点才是重点。话剧《豫让》通过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深层开掘，表现了豫让丰富的情感变化，如面对刺杀对象时他的勇敢、面对妻儿时的无奈、面对死亡时的冷静，司马迁笔下的豫让，经改编者的再创作，人物形象变得丰满，因此观众在欣赏该剧时既会钦佩豫让的铮铮铁骨，又会怜惜他的款款深情。
美中不足的是该剧在思想上并没有提升原故事的高度，司马迁在《刺客列传》最后写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写六位刺客是因为他们的“义”和“志”，几千年来人们也正因这两个字而对他们钦佩不已。但几千年来“义”和“志”的内涵在不断变化，如果能够在改编的同时融入创作者对这两个字的独特理解，以现代的眼光辩证地审视豫让的命运，或许更能够引发观众的深层思考。当然，这种要求对年轻学子来说未免有些苛刻，但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进行这样的尝试。
中国观众对《盘丝洞》的故事十分熟悉，戏剧史上也有过多次改编，此次上演的话剧对《西游记》中原有的故事的改编动作比较大，采用了戏说的方式。该剧写唐三藏西天取经路过盘丝洞时遇到三个女蜘蛛精，其中一位对唐三藏产生感情，而另两位想吃唐僧肉来长生不老。面对蜘蛛精的诱惑，唐三藏先是破戒饮酒，然后面对蜘蛛精的表白动了凡心，并讲述了路过女儿国时与国王的情感经历。这个剧的改编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创作者把唐三藏塑造成了一个情感丰富、意志不坚定的和尚，一改传统故事中他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演出过程中观众因剧中的滑稽场面而捧腹大笑，但笑过之后不禁会问，这样的改编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实际上，改编并不完全反对戏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改编自《西游记》的电影《大话西游》曾给观众带来心理上的震撼，它到现在被奉为经典，不是因为无厘头式的搞笑方式，也不是因为它颠覆性的编演，而是因为它以解构经典的方式契合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状态和观众的审美需求。而喜剧《盘丝洞》在改编时游戏心态过重，随意性过强，这就造成了剧场里搞笑有余、严谨不足的尴尬效果。
总而言之，戏剧对经典的改编或者戏说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尊重原作的精神内涵，融入改编者独到的人生感悟，努力提升其艺术品质。《豫让》和《盘丝洞》的尝试也应作如是观。（文：李世涛 编辑：榕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