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窝头会馆》的演出结束，演员们再一次齐刷刷地站在一起，齐呼了一句“谢谢上海”，观众们迟迟不肯离开，字幕机上第一次打出了“上海，再见”的字眼，现场的澎湃，在北京人艺来沪演出的第19个夜晚达到沸点。
前晚，随着《窝头会馆》第五场演出的结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六十周年来沪演出正式落下了帷幕。在这个夏天，共有25000人走进上海大剧院，观看了北京人艺5部剧作的19场演出。无论是演出场次还是票房，都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在前天下午的座谈会上，作家王安忆无奈地感慨，因为“没有票”只看到了《窝头会馆》。在这个夏天，北京人艺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热闹的一个话题。
时隔24年，北京人艺来沪演出再一次成为了上海的文化事件。在演出的最后一天，张和平、濮存昕、杨立新、陈薪伊、杨绍林、焦晃、罗怀臻、毛时安、荣广润、王安忆、陈村、刘恒等京沪戏剧文化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共同交流了北京人艺此次演出。座谈会上，虽然专家也谈及了此次5台演出的一些问题，但北京人艺火爆背后的启示，却是大家更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艺最值得上海学习的是文化的力量”
作为上海话剧人的一员，执导了此次北京人艺《原野》一剧的导演陈薪伊在座谈会上颇为激动，她的发言也很具感染力，她说道：“坚守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文化智慧。北京人艺的风格不是北京味，人艺的风格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是北京人艺一以贯之的，无论剧目选择和人才培养，都是牢牢地抓住文化——这个最重要的支撑点。无论怎么改，传承文化的力量不改。无论怎么改，批判文化的力量不改。我觉得北京人艺最值得我们上海学习和借鉴的，不是他们的勇气，是他们的文化，他们文化的力量。”
陈薪伊说，自己从艺61年，和北京人艺合作是自己20多岁时的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和人艺合作的两年间，最大的感受就是人艺文化的力量永远不改。她同时表示，“剧院是城市建筑的英雄”，而如今能够称得起这个称谓的，一直不倒的只有首都剧场：“什么是英雄？英雄的意味就是这里不能有乱七八糟的作品，乱七八糟的作品是不能进来的，这是原则。这才称得起是有文化，有英雄气概的，艺术家必须有责任自己管理自己，你可以不做，但不可以胡来。”
座谈会上，上海话剧中心的掌门人杨绍林则说，“我觉得这五台戏的演出、这个重大事件正是靠‘神圣’支撑的，而不是靠商业支撑的。当然戏剧需要观众，但是我们更需要这份神圣。我们应该向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那样，维护戏剧精神的神圣。”
“人艺的那种气场还在，这是最宝贵的”
北京人艺对于传统的坚持，是座谈会上被大家反复提及的。剧作家罗怀臻对此次演出的三个细节有很大感触，尤其是演出说明书上，没有领衔主演、没有总监策划，所有人员都各居其位各司其职，人人都受到尊重，罗怀臻感慨：“这是大户人家有的规矩。”而在这些细节背后，罗怀臻感受到了北京人艺必须尊重的三个传统：一是坚持话剧是语言的艺术，“它不是一个视觉轰炸和听觉魅惑，演员的自信来自于台词的自信”；二是坚持话剧是文学的艺术，“始终关注人的心灵，每出戏都有很深厚的文学底蕴”；三是坚持话剧的中国学派和中国美感，“北京人艺的风格不再是北京胡同市井概念的、狭隘的北京戏剧，而是以北京普通话为语音，以汉民族文化为基础所代表的中国风格的话，而且都是从当下出发，向更古典、更北京、更中国、更汉文化、更深的传统回归”。
作家王安忆更多从好友刘恒编剧的《窝头会馆》出发谈了感悟，“那天我看戏的时候旁边坐了尚长荣老师，他看完第一场的时候就非常感慨，说北京人艺真是把它的传统给保持下来了。” 王安忆为此提到一句名言，“很多很多历史养成了一点点传统，很多很多传统养成一点点品位，很多品位养成的一点点艺术”。“其实我在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非常勇敢，非常有野心，就是不要传统，想要重新开始一个世界。其实传统是很不容易抛弃的。我感觉刘恒非常严格地遵循了写实主义的传统，可又真的走出了一些新东西。当我们坚持这个传统的时候，传统往往会走到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荣广润教授至今依然记得1988年那次北京人艺来沪演出的座谈会上，一位年轻人提出的质疑：“《茶馆》虽好，不过是最后的晚餐。”荣广润说：“我觉得他的意思无非两层，一是说《茶馆》所代表北京人艺风格的东西是不是会被时代潮流淘汰的，二是以于是之为代表的艺术团队还能否继续。” 在荣广润看来，24年过去，这个问题显然有了答案。北京人艺特有的艺术风格，已经成为剧院最可贵的财富，不仅艺术的精致度还在，还同时拥有了一些现代感，这种风格在传承之余还有所发展。荣广润为此十分为上海惋惜：“我至今非常怀念过去上海的人艺与青话，他们各自都有鲜明的风格，现在却丧失了两者的竞争，也流失了各自的风格。”
“北京人艺那种气场还在，这是非常宝贵的。”荣广润说，北京人艺经常提“戏比天大”，这几个字在这次的5个戏里都能看出来，“现在话剧很多，但话剧精致的程度，艺术理想的追求程度不同，有的戏就是为了票房，所以可以迁就，马虎简单，但是在北京人艺戏剧里面，是看不到的”。
上戏教授丁罗男十分感慨于北京人艺对戏剧文本的重视，“我们当下的话剧创作有一个贬斥文学的现象，但北京人艺在剧本创作上依然有很高的品质，这次的5个戏都得益于剧本的深刻内涵。我希望北京人艺这种对高品质的坚持、对戏剧文学的坚持，能为当下的戏剧包括商业戏剧树立标杆。”
而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最后发言时表示，北京人艺这次带来了一种文化气象。一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是一种虔诚的艺术精神；三是一种艺术的纯粹性，始终坚持话剧是“话”的艺术；四是北京人艺60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立场，那就是始终有对世道人心变迁的忠实记录、对人性入木三分的挖掘、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最后说，“我们要国家的话剧院干什么？国家话剧院就是代表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标高，就是要拿出最好的标高。”
人艺要向上海学“机制”
在座谈会上，包括上戏教授丁罗男在内的一些专家，并没有回避此次演出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人坦言：“相比1988年的5台戏，这次的戏显得还是弱了些。”而北京人艺也深知剧团面临的问题。在研讨会之初，院长张和平就诚恳地表示：“我们这次来，不是受表扬的，是来接受检阅的，就是希望上海的同行们、专家们和观众给我们挑刺，因为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才能够做得最好。”
《窝头会馆》的编剧刘恒虽然是北京人艺的外援，但在座谈会上却十分认真，从头到尾认真做笔记。在王安忆谈完对《窝头会馆》的感受后，刘恒被主持人要求谈一谈自己的想法，刘恒说：“我一直有个认识，就是，通常你如果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它是不会丢掉的，就好像基因一样。但同样的，如果你也认识不到自己的短处，它也不会脱离你。所以我希望自己的耳朵是个敏感的雷达，能捕捉到大家的各种信息，特别是我的短处。”
演员濮存昕作为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在座谈会的最后做总结发言时也十分真诚，他说：“我们到上海来做交流，才会有这样的心心相映。这次来上海的演出是今年北京人艺60周年的重头戏，票房和影响力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北京人艺。上海一直是我们心仪的舞台。我们演员在台上每一次谢幕都是由衷的，每一次说谢谢上海也是由衷的。”而作家陈村发言时，描述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更像是手艺人，观众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活好”。濮存昕借用了陈村的发言总结道：“我们回去以后，要运作出好的文学作品，拿出我们自己好的活，再来上海。”
座谈会间隙，濮存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回避自己剧团面临的问题：“北京人艺就是个剧团，不谈什么国家第一，承担什么历史责任，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老前辈创造的最好的东西传承下来，自己也得有创作。在我看来，《窝头会馆》的最大价值在于体现了人艺对这群演员的教育成果。”但濮存昕坦言，这样的优势和家底正在慢慢流逝：“我父亲苏民在北京人艺参加了六期学员班的教学，宋丹丹、杨立新都是我们剧院培训班出来的，他们对剧院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但让濮存昕忧虑的是，现在这种学员班的人才培养方式中断了。而更难堪的是，北京人艺历史上并没有导演培训班，戏剧学院的导演训练和剧院的需要多少有些脱节，“所以，你看，我们的年轻导演，在哪儿呢？”
在上海的20多天里，濮存昕也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看了演出，他毫不讳言上海话剧的灵活机制是走在人艺和全国前头的：“我们也尝试搞项目制，设立制作人，但搞了两三年没搞起来。但若有一天必须要面向市场了，我们迟早要向上海学习，毕竟制作人制、项目制是国际趋势，全世界都这样。”
（编辑：佳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