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载剧校史，幽微大时代――评顾振辉的上戏民国校史研究

在上海戏剧学院七十周年校庆之际，顾振辉的上戏民国校史研究的成果——《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以下简称《考略》，顾振辉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与《上海戏剧学院·民国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顾振辉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问世了。这两部150余万字的研究成果沉甸甸的，可谓是献给上戏七十周年校庆真诚而厚重的贺礼。振辉本科毕业于中戏戏文系，研究生毕业于上戏，师从著名话剧史家丁罗男教授。毕业后又留校工作，浸淫其间、默化于兹、发轫于此。因此，这两部著作亦显示着顾振辉立志学术的恒心与毅力，让人不得不感叹后生可畏。

笔者认为顾振辉对上戏民国校史的研究有着以下三个特色：

一、史料丰沛、结构严谨

研究历史，离不开史料的发掘与爬梳。在《汇编》一书中，振辉就向我们展示了他在史料收集与整理上所下的苦功。《汇编》一书史料丰沛，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以及相关档案中所搜集的史料都被他收入。这些史料有新闻报道、演出信息、剧评；有剧校学生在当时写下的介绍文字与感言；有执教于剧校的大家们的讲课记录以及其他相的文章；还有留存于档案里的相关招生信息、规章制度、演出记录表，等等。据振辉讲，以上六十余万字适合公开的史料占他搜集所有史料的三分之二。这些史料均是由他一人于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以及上戏图书馆与档案室里搜集整理而来。每一篇，均是由他自己进行识别整理，逐一录入电脑，才将《汇编》一书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冷板凳的功夫，不知耗费了这个年轻人多少个孤灯寂夜。正是这样一番苦功，为他上戏民国校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上戏民国校史前后仅有四年多一点的时间，顾振辉却发掘出了这么丰富的相关史料。面对如此浩繁杂芜、千头万绪的史料，就需要用一套合理的史述结构，将其提纲挈领地串连起来，才能条分缕析地这段历史清晰地呈现出来。而且，作为一部戏剧学校的历史，在厘清发展脉络之外，还需要凸显那个时代里的办学特色。为此，《考略》采取了编年史与专题史相结合的办法。

《考略》正文一共有七个部分，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以及尾声部分，作者以编年史的方式，按时间顺序向我们介绍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艰难草创；剧校如何在险象环生的“裁撤风波”中有惊无险地渡过危机；熊佛西校长又是如何在风雨飘摇的民国末年，通过一系列的举措，苦心经营，勉力维持，最终于艰难困苦间，迎来了新时代，走进了历史。

与此同时，作为戏剧学校，学生演出是检验学校教学成果的重要手段，在财政得不到有效支持的年代里，剧校的学生演出的票房收入成了剧校主要的财源之所在。而且，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剧校进步的同学们在轰轰烈烈的上海学生运动中自然不遑多让。故而，在《考略》的第三章与第四章，作者专设章节，依托史料，详尽介绍了剧校学生运动与学生演出的历史。正如上戏老院长，同时也是48级的校友陈恭敏在《考略》的序中所言：

从全书结构来看：作者显然秉承了“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尽管历史的进程，千头万绪，盘根错节，但本书对于大的时代背景和中国戏剧、电影及人才的教育、培训等方方面面，都有所照应，厘清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既有全景式的鸟瞰，又有细节的精雕细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搜集史料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口述历史的采访与整理。七十年前在剧校求学的学子们，如今大多驾鹤西去，健在者也已年逾耄耋。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们的回忆无疑极具史料价值。除了在上海，顾振辉还奔赴江、浙、闽、鄂数地采访居住在那里的老校友。事前联系、录像、整理成文，请示修改等一系列的工作均由他一人担纲，最终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完成了18位校友、逾十万字的口述历史。这些口述历史不仅佐证了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且他们某些生动而有趣的叙述也有助于丰富人们对于这段校史的认知。

二、宏微结合、视野开阔

振辉在《考略》一书的史述中，有开阔的视角，更有严谨的考证，宏微结合地将笔触延展至更高层面，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历史纵深极强的历史画卷。

在《考略》的绪论里，作者背景式地向我们介绍了中国与上海现代戏剧教育史的概貌，并指出上海话剧在抗战时期的畸形繁荣是戏剧界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办学的重要性。比如在介绍剧校艰难草创的第一章里，作者便花了不少的笔墨考证了上戏第一次开班上课的日期，这一历史性的日期，由于历史的久远而经常和校庆日相混淆。作者从相关的史料中逐一抽丝剥茧，最终从最具时效性的文献中找到顾仲彝校长的可靠说法，并借着45级校友的口述历史为佐证，证实了上戏正式开班授课的日子为1945年12月19日，而并非在惯常认为的校庆日——12月1日。

又如第一章与第三章里，对于师资力量的介绍，可以说是全书的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一个学校的灵魂就在于它的师资力量，师资力量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这个学校的办学质量。诚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并非大楼之谓，而是大师之谓也。剧校立足于上海这片戏剧的热土，在顾仲彝、熊佛西两任校长的延请之下，剧校云集了田汉、洪深、欧阳予倩、曹禺、李健吾、黄佐临等一大批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殿堂级的人物。作者依托于史料与校友的回忆，不仅展现了了他们的风采、总结了他们戏剧教育的方法，并且在附录中还整理了一批大师们当年留下的讲课记录。这些讲课记录现在读来真是令人神往而激动不已。

再如在第五章与尾声部分，在描写学生运动与迎接解放的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坐井观天地将视野仅仅停留在横浜桥这一亩三分地，而是将上戏民国的校史放到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形势下来观照。

在介绍剧校学生运动时，作者先介绍了上海整个学生运动的形势以及中共地下党如何在上海逐步开展学生工作、建立学生组织。结合这样的大背景，再行介绍剧校的学生运动时，便能充分了解剧校学生运动在整个上海学生运动中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也诚如作者在书所言：“他们意气风发于剧校内外，挥斥方遒于舞台上下。他们真诚地为了自己的戏剧理想，更为着自己所向往的新中国而无怨无悔地贡献着自己的青春。”

在尾声部分，作者介绍了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期间的政经形势。反映国统区江河日下的整体态势下剧校师生们的现实困境。然而，面对这样的困境，剧校师生又如何弦歌不辍，在配合全市学生运动开展有声有色的演剧活动之外，还积极组织了应变护校队，将部分校产交由其中一队人马转移到了“台�蒙”。在这样“两线作战”的情势下，作者再结合上海由南向北的解放过程，逐一介绍了这两队人马是如何亲眼见证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时刻。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以说，70年前的上戏师生是这样做的，70年后的顾振辉老师亦是这样写的。这样的“大历史观”，想来也得益于作者平时对于历史的爱好。

三、史观平和、论述得当

福柯曾在他的文章《尼采·系谱学·历史》中，提出了“反记忆”理论。文中指出，官方历史标榜的大写的历史其实是历经删除、压抑他者的记忆，因此其真理性需要被质疑，反记忆乃是出现在官方历史的矛盾、缝隙和断裂处，这些长期被忽视的记忆打破了官方历史的宰制，揭示官方历史的真理性及其神话性的权威有问题^[1]。福柯的反记忆着重在宏大历史叙事之下，以系谱学的方式地寻找细微的、小写的、地方的记忆。

在《社会必须被捍卫》一文中，福柯提出“反历史”的理论，他指出“反历史”理论扮演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其一是打破了旧有权力意志下历叙述的同一性。由于这样的历史叙述是胜利者的历史，“反历史”让失败者、弱势者异质的历史也得以呈现：“从权利的眼光来看是权利、法律、义务，从新的论述角度看，却是滥权、暴力、强征”^[2]。其二是“反历史”破解了旧有权力意志下历史叙述所营造的历史连续性。由于官方历史展现出权力的效果“照亮了社会体的一面，却让另一面落入阴影或陷入黑暗”^[3]。“反历史”反映或呈现了一个民族被忽视的过往或断裂、空白的时刻。如同梅迪纳指出，福柯批判官方历史的刻意遗漏与沉默噤声乃是知识论与社会政治的征服，因此唯有透过翔实的考证、检视那些断裂、空白、空隙，才能批判式地抗拒官方历史所隐含的知识/权力框架，关注那些原本活在沉默与黑暗中的人们的生命经验、记忆与论述^[4]。

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研究，早年间经常受到“左”的历史话语的影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法以一个平和客观的视角看待民国这段历史。之前有关上戏民国校史的史述中，对于历史的叙述因其时代的局限性而往往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上的倾向，过于强调“国民党对于学校的迫害”、“学生中间的‘敌我矛盾’”等。在《考略》一书中，作者本着“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治学原则，秉笔直书地还原了诸多历史真实。

比如在介绍“裁撤风波”时，作者专设一节将“始作俑者”——上海市参议会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裁撤风波中的作用逐一进行介绍。在“裁撤风波”过程的叙述中，也将整套“游戏规则”一一予以详尽地介绍。在如此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还原了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这使我们发现了那时与今迥异的民国政治、社会生态之下，“肉食者”们并不能为所欲为，社会各界可以有力地通过独立的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反而是那些在参议会中主张裁撤的衮衮诸公们却在汹涌的舆论面前变得噤若寒蝉。作者在史料的详尽爬梳之下，公允地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裁撤风波”是缘于抗战结束后，上海人口激增而导致中小学校舍的供不应求。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则是当时对戏剧教育的社会功能认识不足，以及当局对于剧校进步风气的不满。……作为民选的市参议员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面对突出的社会问题，显然有些躐等躁进，也没有充分地进行调研工作，对于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在认识上有明显的不足，从而未能以长远的大局来看问题。这种明显短视且躐等躁进的行为导致了市参议会一面要增加教育经费、普及国民教育，一面又要裁撤包括民众学校在内的教育机构。……故而，此项决议本身显然有欠周全，其背后藏着国民党依旧幻想通过消除自己难以控制的教育机构来维护其一党独裁的“训政”思维。

所幸当时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考虑到了这类问题，故而使得政府在尊重参议会所代表的民意的同时，尚有自由裁量、便宜行事的权力。加之市政府中的开明人士也愿为剧校折冲樽俎，使剧校最终有惊无险地得以保全。

无独有偶，在演出史的介绍中，作者在充分肯定熊佛西校长建立常态化演出体制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客观存在的局限性：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特别是在1948年之后的艰苦的条件下，剧校为了师生的生存，不得已实行了过于频繁的排演活动，这极大消耗了学生的精力，透支了学生的体力，自然也影响了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学习。因而产生了“课堂适应剧场”的现象。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安定的外部环境与稳定的财政支持，是教育办学的首要条件，当时局动荡至学生还要因为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走上街头时；当办学者还需要为了生计而忧心忡忡、四处奔忙时；师生们又怎会集中精力于戏剧艺术本身的精进？又怎会根据学术的前沿来进行教学实践上的创新与探索？

在学生运动的章节里，作者特地对“蒋耀华持枪威胁钱泓光事件”进行了一番严谨的考辨，在试图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还做出了一定的合理推断，认为这原本仅是年轻人之间的意气用事。只是由于日后日益肃杀的政治环境，使之上纲上线为“敌我矛盾”。此事虽小，可振辉对这个事件的结论中，可以看出这位年轻学者宽厚的史观：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且无风雨且无晴。”事件当事人早就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和解。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站在人本身的立场上，以更温情、更平和与更宽容的心态来看这段历史。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国共两党，不过是对中国发展的道路有他们各自不同的见解。而他们已经在过去的六十年间，各自进行了充分的实践。天下大势，浩浩荡荡，是非曲直，后来的历史自有公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过去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就还是让他过去吧。

除了以上三点之外，笔者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穿插的一些名言与诗词。《考略》中每一章开始前，作者都会选一段那时剧校名家的言论。这些言论往往质朴而感人，不仅能很好地总结这一章的内容，同时又能让读者在阅读前就能体会到这一章所蕴含的情感潜流，为读者深入了解该章节内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导引。在《考略》的每一章的末尾或中间，作者又会选用一些古代的或现代的诗歌，穿插于严谨的学术文字之间。以此作为一种阅读中的调剂。这样的处理无疑会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词意境中，读者们会在在艺术的熏陶中体会到作者的情感倾向，又或许还能从回味中感受那份未能言说的潜流。

这两部成果一为史述，一为史料，相互辉映。又图文并茂，既易读又耐读！不仅填补了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的一段空白，还为后人开展相关多角度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笔者也期待着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的研究中去，在这片尚待全面开发的学术园地上耕耘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天地！

作者简介：

贾冀川（1972—），男，河北邯郸市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研究。著有《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稿》、《解放区戏剧研究》、《转型期的欧美电影——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美电影研究》等，编有《戏剧艺术通论》等。

（本文发表于《剧作家》201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