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18日，上海舞蹈学校迎来了50周年华诞。舞校的教职员工自发捐赠建造了一座铜像，安放在校园中央。那是老校长李慕琳的雕像。老师们清晨到校，常会在心中默念一句：李校长，您早！
1935年，李慕琳16岁，就读于北平贝满女中高中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她参加了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行列。1937年，又参加“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1938年6月24日，她在湖北咸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八月到达延安，曾任“陕北公学”政治处干事、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党支部委员组织干事、“西北文工团”党支部书记、延安《解放日报》社大后方工作部编辑。建国后，她担任过全国妇联华东区的秘书长、上海市对外文协副秘书长、上海文化局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1959年10月，周恩来在观看民族舞剧《小刀会》后，谈起了在上海建立舞蹈学校的事。周总理说：“北京有舞蹈学校，上海也应该办一所舞蹈学校，要多培养一些人才。”还说，“可以搞得快一些，筹备好了就招生。教员问题，我回去请北京舞蹈学校支援你们，帮助解决。”
同年11月，在上海开会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很关心此事，他向市委领导提议；让在延安担任过“西北文工团”的党支部书记李慕琳，出任舞蹈学校的校长吧。
1960年2月5日，市文化局党委决定：由李慕琳任市舞蹈学校党支部书记。李慕琳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当年3月18日，舞蹈学校按时开学上课，这创造了历史的奇迹。6月3日，李慕琳又被任命为舞蹈学校首任校长。
李慕琳一头扎进了学校的工作中，和大家打成一片。她常对教师们说：“我虽然是校长，但你们是专家，我要向你们学，你们都是我的老师。”李校长不是随便说说，她是真学！她很快熟悉了芭蕾的两百多个基本动作，不仅反复背诵牢记在心，而且执著地追问什么样的动作才是规范的，她逐渐成为一名能遵循舞蹈艺术规律的教育专家。对教师与学生的教学态度和表演水平，她是了然于心的。她深入业务教学第一线，经常看课听课，做详细记录，课后与教师们交换意见，并与学生反复交谈。她收集各种反映，由此作出思考与研判。她要求教师认真备课，做好教案，还经常抽查他们的备课笔记。她参加教研组的业务活动，加入教师们的讨论行列，还鼓励教师们开展教学科研。她从北京舞蹈学校的校长、她延安时期的老战友陈锦清那里，挖来了富有民族古典舞教学经验的王赫老师；民族舞科教研组长方元老师则是她亲自到上海实验歌剧院看课时选中的。方元向京昆剧传字辈老师学习戏曲身段多年，很有教学经验。他和王赫老师在教材设置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观点，李校长充分发扬民主，支持他们各抒己见。尽管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们两人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方、王二师就是在探寻舞校古典舞教学风格和方法中，殊途同归，共结连理的，这成了舞校的一段佳话。
李校长积极探索，创立特色，走自己的路。是她主张芭蕾舞科开设毯子功和民间舞课程的，这为日后芭蕾舞的民族化奠定了教学基础。李校长坚持民族舞科应向传统戏曲学习，她聘请戏曲专家方传芸老师给舞校师生上课；还要求民间舞教师走出课堂，到民间去学习采风，丰富教学内容，编创自己的教材。李校长十分注重“洋为中用”，凡有国外的舞蹈专家、艺术团体来校参观访问，她都亲自接待，诚恳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她还要求教文化课的老师编撰适合舞蹈学校学生的教材。
李慕琳强调：“艺术教学最终”产品“是人才，而艺术作品是人才培养的载体”。她按照舞校建校的规划，聘请苏联专家古雪夫、古巴的阿里西亚·阿隆索到校上课。以后又邀请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舞蹈家伯尔·格雷等专家来上课。在国内，则相继邀请戴爱莲、吴晓邦、贾作光等来校辅导师生。1964年春节刚过，李校长又向芭蕾舞科教师提出：“要勇于探索，走自己的路。”她鼓励大家说，“只要你们敢想，就算立了一功。”学校掀起了创作高潮，先后成立了四个创作组。芭蕾舞科成立了以胡蓉蓉副校长为主的《白毛女》剧组，以祝士方、林泱泱为主的《包身工》剧组。民族舞科有以陈明、杨威、方元和朱苹为主的《镰刀》剧组，还有以刘振学、李晓筠、方元、俞惠麟为主的《长征组舞》剧组。1964年2月，李慕琳等组织业务教师对芭蕾舞民族化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李校长说：“要充分认识到芭蕾舞民族化发展的方向，要反映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历程和历史轨迹，要闯出一条新路。”
胡蓉蓉提出：“芭蕾民族化，我认为是可以‘化’的，我们不能等，要动起来！”她对芭蕾民族化问题的探索，得到了李慕琳的明确支持。李校长让胡蓉蓉组班子，并配备了傅艾棣任编导助理，请来了儿童艺术剧院副院长、著名作曲家、延安鲁艺的老战士严金萱为舞剧《白毛女》作曲。并由她们三人组成了《白毛女》剧组。同时还聘请剧作家黄佐临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参与剧情的构思与演员形体的指导。根据李慕琳的建议，《白毛女》剧组采取了由小到大，稳步前进的方法。先通过小型实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扩大，由此逐步掌握芭蕾舞创作的规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创作，完全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65年芭蕾舞剧《白毛女》正式演出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都去观赏了，周恩来陪同外宾先后17次观看了《白毛女》。在随后46年里，《白毛女》共演出二千余场，它的足迹遍布亚、欧、美、澳四大洲。1994年，芭蕾舞剧《白毛女》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经典作品”。
李慕琳有大量随团出国或考察交流的机会，但她总是安排其他同志出去。在她主持舞校工作的25年内，除了1963年随文化部组团出访过一次朝鲜，此外再也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在舞校工作期间，组织上几次给她加薪，她都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1961年的春节，从北京调来的年轻教师不回家过年，她就热情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欢聚，她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那年冬天特别冷，她专门到女教师宿舍探望，当她发现从北京调来的王赫老师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在备课，立刻让行政组把女教师的宿舍与校长室朝南的房子对调；并对教师们抱歉地说：“没有关心安排好你们的生活。”有一位教师的家境困难，她就用自己的工资给予补助，并送上两斤毛线。又一位教师因夫妻长期分居而苦恼，她亲自出面，设法协商解决。还有一位教师因长期失眠，影响工作，李校长请来了最好的医生替她诊治。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李慕琳恢复了校长和党支部书记的工作，组织上考虑到她已年近六十，且在“文革”前就已是副局级干部，就专配了一辆小轿车给她上下班用。但她仍坚持坐公共汽车上班，每天一清早从武康路乘坐48路到静安寺，再换乘57路到舞校，下班后原路返回。57路的售票员热情招呼大家为这位白发苍苍的舞校校长让座，她则常常将座位让给孕妇或其他老人。人们怎么会知道这位老人在十年“文革”中曾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而又罹患严重的骨质疏松症呢？她就这样日复一日，不管风吹日晒，直至离休那一天。
1984年11月29日下午，舞校师生全体聚集，欢送首任校长李慕琳离休。大家争先发言，热泪盈眶地回顾25年难忘的岁月。李校长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眼眶里滚动着泪花。师生员工们依依不舍地目送着她，晚霞映红了她的背影。
李校长离休后，仍心系舞校的一切。她为学生们在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得金奖兴奋得彻夜难眠，也为后任的校长所取得成绩而欣慰。直至她住进华东医院的最后岁月，她仍期盼着舞蹈艺术教育事业的明天会更加辉煌。（本网编辑：榕树）
